亚历山大·克鲁格亚历山大·克鲁格是一个一身兼任电影导演,编剧,制片,旁白解说,演员,电影理论家,评论家,小说家,学者,影视企业家以及社会批评家的奇人。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,他积极地活跃在德国影坛,文坛,学界和各种重大社会事务中,特别为德国影视艺术,影视文化政策以及影视企业经营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1932年2月4日,克鲁格出生在德国哈尔贝尔士达特的一个医生之家,先后在故乡及柏林上中学,之后在马堡菲利普斯大学和法兰克福约翰·沃尔夫冈·哥德大学学习法律,历史以及教堂音乐。1956年,克鲁格以《大学的自治》一文,获得法学博士学位。1958年起,他先后在柏林和慕尼黑做律师；期间他曾就教于乌尔姆艺术造型学院的电影造型系,后又曾任法兰克福大学的客座教授。也是在1958年,德国大导演弗里茨·朗拍摄《印度墓碑》时,他去做见习助手,由此开始了他的电影人生涯。1962年,在德国“奥伯豪森国际短片电影节”上,他和25位青年德国导演,联名发表了,向当时的德国商业电影挑战的,著名的《奥伯豪森宣言》,揭开了最初名为“青年德国电影”,后被称为“新德国电影运动”的德国“作者电影”的序幕。1966年,他的故事片长片处女作《告别昨天》,在威尼斯电影节为德国电影抱回了21年不遇的银狮奖。此片不仅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,而且被电影批评界公认为,是“新德国作者电影”的奠基之作和大师级作品。1968年他的《杂技艺术家：一筹莫展》又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；1979年,克鲁格再次以《女爱国者》一片,为“新德国电影”电影理念的实践添锦加彩。《奥伯豪森宣言》发表的当年,他和埃德加·赖茨以及德腾·施莱尔马赫共同在乌尔姆艺术造型学院建立了电影造型学院。翌年他创建了自己的“凯洛斯电影”制片公司。据不完全统计,自1960年至2006年,由克鲁格编,导,演,制片以及参与策划的大小各种类型影片多达50余部。此外,德国电影和文化政策问题也一向是克鲁格关心的内容。早在1961年,他就与他人合著出版了《文化政策和出版监督》一书。从1962年开始,他还致力于促进建立西德的国家电影资助体制,直到1974年该体制获得法律承认；同时他还坚持敦促西德电视台资助西德导演的电影创作,为“新德国电影”得以形成气候,并取得蜚声国际影坛的成就,创造了条件。1977年5月,由于反对西德电影资助基金会自1974年开始执行的审查政策,他辞去了三个电影资助基金会的评委职务,但是,这没有妨碍他继续积极地为改善西德电影政策而努力。1980年,为了纠正西德电影界当时多数派一统天下的不健康局面,他和同仁发起,成立了“德国电影联邦统一协会”,力图营造一个公平合理的电影企业文化。80年代末,克鲁格转入德国电视界,他把自己对影视媒体应具备的独立,理性思考责任的思想,也带入了他在电视领域的实践活动,提出了“电视发行者”的理念,积极实践他早在影片《锲而不舍的雷妮·派克特》中,就提出的,让电视的技术服务于艺术的真实,独立和自然的主张,利用私人电视台的身份,独立制作电视节目。为此他先成立了电视节目发展公司。1985年他又和戏剧电影出版界的143个供应商联合成立了“有线频道与卫视劳动共同体”联合,成为通过德国私人电视台RTL和SAT.1播放自己独立制作的电视节目的合资公司,克鲁格于1988年5月出任该公司经理。这个公司为德国私人电视台制作的著名的“电视文化杂志”节目,坚持贯彻了他的影视媒体政治独立和理性批评立场,被德国批评界誉为是“最不同寻常的”,“最风格化的”节目。
纳粹历史,民族身份,检讨德国历史,僵化的资本主义德国,虚伪民主,思想自由,生存意义,女性主义,反战,科技异化,核污染…“我是一片二战阵亡士兵的膝盖骨,上不见大腿,下无小肢……”,在他的著名影片《女爱国者》里,克鲁格以一片丧身二战战场的,德国士兵的未亡的“膝盖骨”,这个诡异的想象作旁白人,形象并高度概括地表明了他一生所追求的思想自由和革命意识。一方面,就读法兰克福大学时,他曾是德国“法兰克福学派”思想大师特奥尔多·阿多诺的门生。思想上支持他一生电影美学追求的基础,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,即对公共舆论话语权力的关注。这点在克鲁格身上,也表现为强烈的突破话语桎梏,重新思考和自由发言的意识。另一方面,克鲁格所带头和参与的“新德国电影”,是二战后西方各色现代电影传统中的一支,在和欧美各国共有战后一代反权威,反传统,主张社会革命,文化革命的思想背景的同时,德国战后愤青这一代人的思想革命,有着独特的德国主题和情结,那就是对纳粹12年统治的愤慨和反思。1968年爆发的德国学运,面对的首要议题是“民族的耻辱和父辈的罪过”。这一点决定了克鲁格这一代西德青年,从对纳粹时代,到战后20年西德人所经历的思想欺骗和愚昧中,不仅发现了战后西德社会政治的平庸沉滞,文化和伦理的荒芜和刻板,使他们厌恶德国民族的身份,而且使他们思想极度迷惘,渴望重新自由,乃至超越历史地去认识德国,认识人类和世界。在克鲁格的影片中,法西斯主义历史,民族身份,检讨德国历史,僵化的资本主义德国,虚伪民主,思想自由,生存意义,等几乎是贯穿始终的主题关键词。对德国乃至人类历史和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审视,追求,实践思想自由,重新在人们头脑中组合,建构世界图像,几乎是他作品中,虽有各种变体,但却根本唯一的母题本文,所以才有了那片不伦不类,却因此独一无二,极端自由地说话的“膝盖骨”。对各种政治的思考和反省始终是他的自由思考和批评的焦点。
在早期的短片创作中,他和彼得·沙摩尼合拍的,记录希特勒,在纽伦堡建造的大阅兵观礼台的纪录片《混凝土里的粗暴》,意在透视第三帝国建筑风格里的纳粹政治话语；《教师形象的变迁》是反省德国历史上教育对思想自由的态度；《一个忠诚的国家警察》讽刺从普鲁士帝国到第三帝国时代军国主义专制政治。他的长片处女作《告别昨天》,是借一个在第三帝国失去了父母的青年女子安妮塔,从东德逃到西德后,通过情色关系,人身依附,打工,求学和盗窃,却一败再败地无法在这个富足殷实,教育发达,医学完善,法制规范的社会存身的故事,主旨在于批评西德社会,指出其伦理的丧失,人情的淡漠,各种制度的刻板僵化,背离人性,使得生活在其中的人,陷入心无居所,神无归处的困境。克鲁格这个批评的角度代表了他们那个时代的观点：在那一代西德愤青眼里,西德逃避政治思考,纯粹追求经济和物质重建的50年代是“黑暗和令人窒息”的年代。他对德国社会进行历史反思最深刻的作品,是1979年拍摄的《女爱国者》。影片中,历史女教师苦于德国历史上的种种污点,不能给学生讲述一种“正面”意义上的德国史,所以,她到处寻找新的资料：旁听党代会,挖地三尺寻找德国“历史之根”,却徒劳无获……影片中,导演把德国近千年的历史,进行了一次时空打乱的解构分析,同时也表明了对传统“历史书写”的既定话语的突破；通过女教师不被周围人理解的遭遇,折射出克鲁格孜孜以求地提倡的理性反思精神的必要性。1968年拍成的《杂技艺术家:一筹莫展》和之后的《锲而不舍的雷妮·派克特》是由同一个演员出演的,同一个主题的姊妹片。克鲁格的批评和思考,在广泛地面对西德社会的同时,有了一个新聚焦点,即对“艺术的自由和真实本质”的探讨。前一影片主人公雷妮,是个杂技艺术家,她想抛开商业盈利和文化话语的束缚,开发自己喜欢的杂技节目,但却不被行家认可；为了达到“做自己真正喜爱的艺术”的目的,她试图成立自己的杂技团,但是却失败败于无法融到足够的资金。第二部片子里,雷妮从杂技转向了电视台,想把电视技术用于表达自己喜爱的艺术。但是,她再次失败——被电视台解雇。拍此片时,时值西德学运高潮,显然,克鲁格要说明,艺术的本质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异化,以及改变这种现实的困难。所以,雷妮说,要想“大步革命是可笑的,而小步革命,她就只能成为西德外交部的公务员”——意指,沦为他们的革命对象的奴仆。
克鲁格于1983年发表的《状况评述——乌托邦电影》一文中指出,电影艺术活动中,导演和观众都经历着自身精神及社会进化的心路里程。他从人类学高度,强调了电影作为公共媒体所承担的理性思考责任。由于他独特的思考视角,以及对电影视听语言和影像的独特美学追求,克鲁格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导演；有人赞扬他为电影艺术做出了贡献,他的影片获得了不少重要奖项：金胶片奖,银狮奖,金狮奖,奥伯豪森短片节一等奖,银胶片奖,菲普勒斯奖,阿道尔夫·格里姆银奖,但也有人指责他的影片是“谜语电影”,是所谓“为遗世独醒者所拍的启蒙作品”。但无论如何,克鲁格是“新德国电影”中最彻底和最持久的革命者。